其中，人格尊严与人的尊严相通可以通过语义解释达成，也可以通过对本条前后段的勾连关系进行解释实现，解释人格概念的内涵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

无组织力量随着组织化过程也同时在滋生和暗长。而当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所以最终没有确立孔教作为国教，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有违中国多民族价值体系和合、交融的传统。

(二)国家权力配置中的分层而统一结构 与基本权利规范一样，国家权力规范也遵循大一统的现代政治本质，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表现形式，体现在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该条围绕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这两个领域展开，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度。最后，现行宪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益于大一统国家创造了促进统一市场体 系的有利条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2条第3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中国民族发展互相交叉、形成杂居的历史，以及文化上互相同化的传统，加之近代以来整个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决定了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在保持国家整体一致的情况下充分给予自治权，才是按照历史给我们规定的条件走出的路。正如孔飞力所总结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压倒一切的向往。

奉正朔法令的法治统一从来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需求，避免了欧洲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建立在封臣等级和恩地制基础上的多元管辖，也避免了中世纪国家法、教会法、城市法等诸法林立、冲突的现象。大一统国家观就是现实与历史的最大公约数与古今连接点。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儿童家暴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儿童隐私权保护是最基本的原则。

三是更加强调从人权视角看待儿童保护问题，特别是在理解儿童福利问题时，人权视角的理解对困境儿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儿童权利公约》也是将困境儿童的福利问题作为权利看待的。这些理论尽管与社会契约理论、个人主义理论等传统权利理论存在冲突，但对困境儿童保护及其最大利益的考量更具有解释力。对待同性伴侣的收养政策，不仅受本土文化对待同性恋态度的影响，还受到宗教的影响。

探视权不仅是父母另一方的权利，更是维系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血缘纽带，也能够使孩子在生活和心理上获得安全感。毫无疑问，人类尊严平等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然而，当社会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时，就会发生分配冲突。

二是采取的反应要与少年情况和需要相适应。第二，在权衡最大利益标准时，不仅应当通盘考虑儿童的各项权利，还需权衡各种可能的冲突因素，关键是要看对儿童最好的考量是什么，特别是在诸如终止监护权等利益权衡中。总体上该理论的基本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家庭照料关系的良好运行需要遵循三项指导原则：尽早介入家庭尤其是危困家庭以建立良好的家庭照料关系。因此，有论者倡导从群体利益视角看待困境儿童问题，指出反歧视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儿童及儿童群体，比如，对于难民儿童的救助，从群体利益的视角不仅能发现其中反映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也突出了儿童政策的结构性缺陷。

二是群体利益视角也应当成为理解儿童利益的思维方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儿童福利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最终目的是要赋能，要提高儿童自立能力，既要满足生存权所需也要顾及发展权，如此才能实现儿童最大利益。能力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尊严、能力差别、生命发展周期以及政治诉求的保障作用。其次，就少年罪错处遇原则来看，除了《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等四项原则之外，因少年司法运作机理及所涉主体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要遵循一些专门的原则。

该理论的脆弱性原则着重强调在道德上国家有义务确保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刑事司法模式则重点在于避免刑罚的负面影响，尽量采取非刑罚犹豫措施或轻缓的处遇，在少年事件处理原则或规则上亦有必要考虑少年的利益。

包含非诉、非监禁的内涵。从儿童福利模式形成和发展中不难看出，个体需求的满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境儿童问题，谋求儿童自立和全面发展才是儿童福利的根本目标，这便是一种权利的视角。

当然，收养领域所涉及的文化价值冲突有时却成为坚持儿童最大利益考量的挑战，比如，对于非传统家庭（如同性婚姻）的收养。从家庭权利冲突的视角看待儿童的最大利益，既要考察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的自由裁量是否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也需探究在解决医疗生殖、离婚、家暴、收养等事件中儿童监护权归属是否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一方面，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13年发布关于儿童最大利益的《第14号一般性意见》，对如何理解和判断儿童最大利益提供了基本框架。根据脆弱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具体事件中判断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三是采取的反应还要与社会的需要相称。少年司法 我国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确立了儿童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但就这一原则如何理解和适用依然见仁见智。

（一）从儿童最大利益视角考察少年司法演进的终极命题：康复还是惩罚 少年司法是为了儿童福祉还是为了惩罚，揭示了该制度的价值追求和建构的基本问题，也在少年司法制度如何平衡儿童利益和社会利益中得以集中体现。儿童在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个体之前需要依赖成人，这种依赖性也表现为脆弱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考虑权利平等时从实质平等的视角切入，将正义的天平向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方向倾斜，否则，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将很难推进其发展为完全个体的进程，特别是存在社会发展不足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一）医疗和生殖领域父母裁量和儿童最大利益考量 在亲子关系的日常互动中，双方根本利益通常表现为一致性，国家不必干涉，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儿童根本利益的决定时，比如某项可能损害儿童身心发展的活动或治疗，如果其间还夹杂文化价值等因素，如何厘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对其健康成长就显得极为重要。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最大利益标准理论上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有关，在实践的某些问题上需要重新解释。

在界定不同群体平等权利的含义时，尤其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因为，了解差异是根据需求提供支持的前提。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防卫是指法国安塞尔（Marc Ancel）发展的新社会防卫论，更强调犯罪预防、教育矫治、少年人格健康发展、非刑罚替代措施等方面。

但从公平和司法确定性角度，法院应根据合同法作出决定，预期的母亲应被裁定为法定母亲。总体上，英美两国判断最大利益标准的差异表现在，一是英国的至上原则不仅包含最大利益内涵，还纳入了尊重儿童意见，比美国的标准更具体和完整。而且，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血亲父母，在美国发生的贺梅抚养权案就确立了血亲关系优先原则。在这个体系中，福利模式和刑事司法模式均需要进行各有侧重的改革。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思维的框架下，罪错少年应受到惩罚，而不是考虑其利益。新社会防卫论与古典社会防卫论都考虑社会利益，只是二者的机理不同。

实则，儿童利益与家庭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某些特定情况下如何考量儿童最大利益问题，最常见的就是特定情况下的监护权归属，比如医疗生殖、离婚、家暴、收养等事件中儿童监护权归属的确定。《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第1款明确规定，暴力是指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二是尽管出于对隐私权和自决权的尊重，法律对父母或监护人的决定给予相当大的尊重，而儿童最大利益则仍是医疗中首要考量，但只有在英国，最大利益也可以作为干预原则，即当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同意父母决定时，可以诉诸法院评判。显然，一审法院采取血缘传承立场判给了祖父母，但二审采取儿童利益视角改判给了母亲。

《儿童权利公约》的实施也证明了这一点，公约所载各项权利均应受到平等看待，如果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仅仅作为儿童福利看待，必定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从而制约此类权利的实现，《儿童权利公约》所秉持的最大利益等原则的精神必将受到克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少年司法的发源地美国开始通过一系列案件探索为罪错少年提供程序性保障，其中高尔特案（In re Gault）则明确谴责了国家亲权理论，指出肆无忌惮的酌处权，无论动机多么仁慈，都难以替代原则和程序。因此，国家的介入应当谨慎。另一方面，能力发展理论为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获得优先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更充分的根据。

可见，儿童利益优先既具有正当性，也是儿童福利的核心。一是在家庭关系中，儿童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满足儿童物质需求的家庭经济稳定，满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和谐家庭环境。

尽管少年司法一直处于变革当中，但从中始终能够看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发挥的指引作用。因此，本文将立足于一种宏观的视角，特别是人权视角，从儿童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儿童利益与家庭利益及社会利益冲突视角，分析最大利益原则适用中的问题，以期对我国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提供参考。

当然，就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追求相对确定的涵义方面，国际社会做出了努力。少年司法所具有的许多定义性特征，包括不公开审理、缓刑官制度等，均明显不同于普通刑事司法。